全球捐赠，亚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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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4 日

公益慈善、ESG 与社会影响力

2021 年 11 月 11 日，财富管理学院（WMI）举办了首场公益慈善大师课——“全球捐赠，亚洲创新”。本次大师课聚焦公益慈善行业的具体需求，以及家族办公室顾问如何更好地服务客户并响应客户诉求。相关洞见将帮助家族办公室顾问掌握足够的公益慈善知识，以量身定制公益战略、实现最大影响力，从而与客户建立持久的关系。

WMI 汇聚了来自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全球及本地知名公益慈善领袖与顾问，组成研讨嘉宾团：

Emily Inslee，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项目官员（慈善合作伙伴关系），该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公益基金会之一
Catherine Loh，新加坡社区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该基金会成立于 2008 年，是本地非营利公共机构，迄今已设立 160 多个捐赠者建议基金（DAF），募集资金超过 1.97 亿新元。
Susan Sy，瑞银（UBS）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公益慈善服务主管，
主持人：WMI 公益慈善首席师资、助理教授Dien Yuen。

在整场研讨中，各位专家重点分享了顾问在帮助慈善家与家族办公室实现预期公益成效时应牢记的若干最佳实践。

顾问应与家族办公室建立有效沟通，清晰界定其公益慈善战略，最终形成有助于家族解决关切的建设性方案。这是成功案例中的关键要素。
顾问应帮助家族办公室构建坚实的公益慈善框架，从而有效衡量公益成果与影响力。
顾问应协助家族办公室帮助家族设计参与周期足够长的公益慈善流程，使其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战略执行所产生的影响力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顾问应与时俱进，拥抱公益慈善领域的变化。
顾问应主动探索合作机会，为公益事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除上述内容外，演讲嘉宾还围绕亚洲及全球的捐赠格局展开了丰富的观点交流。他们分享了多个有趣的模式，例如高效公益规划的 6S 框架，以及捐赠者建议基金（DAF）和发展影响力债券（DIB）等工具。此外，面对正在发生的大规模财富传承，他们还探讨了年轻一代践行公益慈善的方式。以下为本次研讨的部分精彩摘录。

要点回顾

1. 高效捐赠需要深思熟虑的战略流程

捐赠需要在多个维度上进行战略性思考。无论财富规模如何，个人与家族在决定如何高效开展公益慈善时，都需要从这些维度出发进行思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资金影响力被稀释，或沦为杯水车薪。Emily 分享道，除了花时间确定公益领域和地理区域外，家族在捐赠之前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常见问题：

我们将以何种方式捐赠（直接捐赠/联合捐赠/捐赠者建议基金）？
我们将如何让家庭成员参与其中（家族掌门人、年轻一代）？
我希望自己的捐赠在多大程度上公开？
我们还会投入时间或发声来支持这些公益事业吗？

为了与家族和慈善家开展高效的公益慈善对话，Susan 强调，顾问应通过牢记以下框架（6S）来理解高效公益慈善的模样，帮助家族办公室及其客户家族明确愿景、重点与战略，从而推动更具影响力的公益慈善：

战略（Strategy）：明确家族的最终目的与目标。
结构（Structure）：强调选择恰当的捐赠载体，以最大化影响力并取得最佳成效。
情境（Situation）：促使家族思考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与议题。
方案（Solutions）：帮助家族识别可能奏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案。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引导家族判断应退出还是继续其已投入的方案。
规模（Scale）：帮助完善方案，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与影响力。

2. “新生代”慈善家以不同方式践行公益

过去二三十年间，许多亚洲家族企业实现了长足发展；随着年轻一代逐步接棒，我们预计将迎来一波规模可观的财富传承浪潮。然而，不同代际践行公益慈善的方式可能大相径庭。Emily 提到，她从新生代捐赠者身上观察到了一些有趣的趋势。

Emily Inslee：与部分老一代不同，年轻一代捐赠者以更广阔、更整体的视角深切关注公益慈善。他们投入公益，并采取高效而创新的方式做公益，正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与环境友好理念一样。他们确保自己的捐赠与投资都与自身信念高度一致。

新加坡社区基金会（CFS）的 Catherine Loh 也分享了她与年轻一代打交道的经历。她提到，年轻一代在参与公益活动时往往不拘一格。

Catherine Loh：例如，有一位执掌家族食品生产企业的年轻“新生代”。他没有采用资金捐赠的形式，而是利用家族企业的上游供应链，为慈善机构采购低成本的食品物资。由此可见，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能够带来更系统性社会变革的行动来践行公益，而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支持。

3. 新加坡已具备迎接公益慈善下一波增长的良好条件

在新加坡，个人、企业及团体捐赠者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公益慈善，包括私人慈善基金会与信托、社区基金会、集合基金以及在线捐赠平台。这些共同推动了新加坡社会领域的持续发展。仅 2019 年一年，新加坡政府就承诺拨付 98 亿新元的资助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新加坡非宗教公益事业获得的捐赠总额达 19 亿新元。根据慈善总监 2020 年度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加坡共有 2,321 家慈善机构，较 2019 年的 2,281 家稳步增长。

CFS 正是新加坡政府支持的受益者之一。与此同时，CFS 借助公众支持撬动了更多公益慈善捐赠。值得一提的是，CFS 十分重视将捐赠者的兴趣与合适的项目相匹配。CFS 还为捐赠者提供多种途径，使其能够通过慈善基金在社区中创造更大影响力，深入了解本地议题与不断变化的需求，识别社区中的缺口与机遇以促进高效捐赠，并在新加坡培育公益慈善文化、建设更乐于奉献的社会。在此背景下，CFS 广泛运用 DAF——通过设立 172 个 DAF 并与 400 多家慈善机构合作，已募集超过 1.99 亿新元捐赠。DAF 是捐赠者在主办机构开立的账户，捐赠者在进行捐赠的同时，仍可就资金拨付的时间与对象以及支持的公益事业保留咨询建议权。

4. 公益慈善顾问在推动高效公益中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几年，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支持下，新加坡赢得了设立家族办公室最具营商友好性司法管辖区之一的美誉。Catherine 观察到，越来越多的顾问开始服务于家族办公室，并主动联系 CFS 探讨合作机会，以便更好地服务家族办公室、实现客户家族的公益目标。在私营部门，盖茨基金会也与来自各类金融机构的顾问开展合作。

Emily Inslee：我们通过在客户关注的公益议题上对接资源，与顾问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还组织基金会参访，带领顾问及其客户走进各类基金会，了解这些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在亚洲，我们则通过召集力为顾问提供支持。几年前，我们举办了多场联合召集活动，其中一场就在新加坡，汇聚生态系统中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共同交流知识、学习与成长。

Catherine Loh：我们相信，顾问找到我们，是希望为将公益慈善纳入财务规划的客户提供最佳建议。尤其是当客户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或不确定该使用哪种工具时，我们会建议顾问帮助客户设立 DAF。DAF 被视为家族的“入门套件”。DAF 一旦设立，还可以成为遗嘱或信托的受益人。多年来，捐赠者对实际影响力及其衡量方式越来越讲求。对于有意在未来设立基金会的捐赠者或家族而言，DAF 是一个极佳的载体。

作为资深顾问，Susan 也就她与她的公益慈善顾问团队如何在客户的整个规划过程中提供服务，分享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与亲身经历。

Susan Sy：当家族希望让下一代参与公益时，通常就会来寻求我们的专业建议——公益慈善如何在他们的传承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下一代又如何参与其中。还有许多亚洲家族动用家族企业与生意的资金参与公益活动。随着各种复杂因素的加入，他们需要我们这样的专业顾问提供全面的建议。

5. 兼顾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回报的创新模式已然存在

针对“社会影响力与财务回报不可兼得”这一常见论调，演讲嘉宾分享了已成功助力公益慈善活动的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帮助捐赠者以更高效率支持公益事业、实现预期的公益影响力，同时还能产生可观的财务回报。影响力贷款、发展影响力债券及可转换捐赠等模式近年来蓬勃发展。这些工具践行了“行善亦得利（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理念。Susan 分享了瑞银及其合作伙伴运用 DIB 结构开展的成功项目，该项目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力，也带来了良好的财务回报。

DIB 案例研究： 印度优质教育发展影响力债券——全球最大的教育类发展影响力债券

许多印度儿童仍缺乏基本的读写与算术能力。尽管印度农村的大多数儿童都已入学，他们却未能获得所需的优质教育。一个典型学生的学业水平至少比其年龄应有水平落后两个年级。

2018 年，瑞银 Optimus 基金会与英国亚洲信托（British Asian Trust）及迈克尔与苏珊·戴尔基金会合作，推出了发展影响力债券（DIB）。该 DIB 将在四年内向四家非营利教育服务机构提供资金，在印度各地实施并推广优质教育干预项目。DIB 结构采用“按成长付费”模式，并附带基于成效的融资机制：成果出资方（英国亚洲信托及迈克尔与苏珊·戴尔基金会）只为达成的成效付费；若成果未能完全实现，出资方仅按实际达成的成效比例支付相应金额。

通过汇聚众多出色的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项目首期从成果出资方募集了 1,100 万瑞士法郎，瑞银则以社会投资者身份向三家本地非政府组织提供了 290 万瑞士法郎的前期运营资金，用于改善教育质量。在该案例中，若所有学习目标均达成，投资者有望获得最高 8% 的内部收益率（IRR）。瑞银预计，将有 20 万名小学生从改善的学习成果中受益。

6. 设计公益慈善活动越来越需要组合思维

随着公益慈善成为传承规划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顾问在为家族办公室提供建议时应具备组合思维，即通过战略性地将资金配置到多种能够产生积极成效的公益活动中，设计一个公益慈善组合。这与设计一个充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异曲同工，因为它需要一个兼顾有形与无形因素的多层次决策过程。

Emily Inslee：无论捐赠者想捐多少，我们通常都会准备一组问题来帮助他们打磨公益慈善组合。例如：您希望将捐赠的多大比例分配给哪些公益领域？我们建议客户为自己制定计划、设定预算，并每年坚持执行。有了这样的计划，捐赠者就能在有形事项上做出战略性决策，比如希望投入的议题领域、公益事业或特定地理区域，或是希望达成的特定成果。

Susan Sy：了解无形因素通常很难，却至关重要——即家族在构建公益慈善组合之前怀有的目标。与家族讨论时，必须就他们希望看到的整体效果建立一套“变革理论”，贯穿整个衡量过程。随后，我们可以将这套“变革理论”落地为，例如，聚焦某一特定公益领域（如教育或医疗）的组合。组合一旦构建、项目陆续落地，家族还需要保持耐心，因为预期成果往往要经过数年才能显现。

Catherine Loh：在帮助家族办公室为家族的公益慈善组合提供建议时，顾问应充当家族与 CFS 等机构之间的桥梁，探索不同的公益路径。我们可以与顾问、家族办公室及其客户坐下来，围绕有形因素展开一系列讨论——捐赠金额、捐赠期限、风险偏好，以及捐赠的形式与载体——帮助他们在公益慈善组合构建之路上稳步前行。

7. 紧密协作是创造影响力的关键

所有演讲嘉宾都强调，伙伴关系与协作是实现更大公益影响力的重要推动力。通过与伙伴合作，家族能够扩大公益事业的规模，并将专业知识与资源汇聚起来，资助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发展项目。值得一提的是，Catherine 分享了 CFS 与国家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NVPC）成功合作的案例，该合作将公共部门与社会部门联结在一起。

Catherine Loh：三四年前，我们开始探索协同影响力的活动。契机是我们意识到新加坡存在一些社会议题，希望把大家聚集起来探讨应对之策。于是，我们携手 NVPC 发起了名为“Colabs”的项目，通过汇聚公共、私营与社会部门的力量，共同应对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个过程着实不易，达成若干共识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深知，要创造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就必须携手合作并保持耐心。

Susan Sy：只要我们携手合作，借助所有家族与参与者的规模化能力、专业精神与热忱，就能创造巨大的影响力。瑞银发起了一系列联合体（collectives），这些联合体的力量不仅在于汇聚资金，还在于汇集思想、经验与学习机会。通过这些联合体，我们希望凝聚能力、实力与承诺，让大家一起做成实实在在的大事。联合体的核心就是携手创造影响力。所以，我们希望客户放下“自我”。

Emily Inslee：我最喜欢的一句谚语是：“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走；想走得远，就结伴同行。”尤其是在推动系统性变革时，单打独斗的资助者会异常艰难，因为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然而，当您与他人许下共同承诺并肩前行时，事情会容易得多，收获也更大。想想看，仅发起一只基金、或厘清应针对某些议题提供哪些资助的前期成本，就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协作与联合捐赠项目来分摊这些成本。